清宮防治天花對后世的影響

天花是一種烈性傳染病，17世紀下半葉以前一直嚴重威脅著人民生命健康。據《東華錄》記載，清人入關以前，對于天花流行尚無有效的控制措施，只是消極地外出避痘。如太宗天聰元年（1627年）及八年（1634年），因天花流行，只得讓諸子外出避痘，并設避痘所。崇德元年（1636年）、二年，又往都爾鼻城一帶避痘，并規定若有疾病，在九日以內不準互相看望。

清人入關以后，便開始采取驅逐隔離痘疹患者的措施。如順治二年（1645年）二月，曾令：“凡城中之民出痘者，即行驅逐。城外四十里東西南北各定一村，使其居住”。據俞燮初《癸巳存稿》卷九記載，“國初有查痘章宗，理旗人痘疹及內城人民痘疹遷移之政令”。由此可知，清統治者此時所采取的措施，還全是為他們自己的利益著想的。

16世紀時，南方民間已流行人痘接種術，康熙二十年（1681年），圣祖命內務府廣儲司郎中徐定弼求痘醫，得朱純嘏和陳添祥二人，為皇子皇孫種痘皆愈。此后，圣祖訓曰：“國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種痘方，諸子女及爾等子女，皆以種痘行無恙，今邊外四十九旗及喀爾諸藩，俱命種痘，凡所種皆得善愈。嘗記初種時，年老人尚以為怪，朕堅意為之，遂令此千萬人之生者，豈偶然耶？”人痘接種術自康熙開始積極推行以來，在國內已日漸風行，并先后流傳于俄羅斯、朝鮮、日本及歐洲、非洲許多國家。這是我國人民在防疫學上的偉大貢獻。

乾隆時期一方面推行人痘接種術，另一方面在上層統治者中，積極采取措施實行隔離避免感染。如乾隆三年（1738年）十一月，“賞故喀爾喀扎薩克多羅郡王多爾濟扎爾銀兩，遣官祭奠。諭曰：喀爾喀王多爾濟扎爾前稱患過痘疾，今來京又患痘疾溘逝。想伊等并不確知曾患痘。冒昧前來，甚屬可憫，著行文遍行曉諭蒙古扎薩克等，若有不確知患過痘疾者，著不必來”。乾隆七年（1742年）正月，“定外藩蒙古生身人不必來京例。諭曰：……舊例未曾出痘蒙古人等，俱為準來京。但恐伊等內有似齊巴格扎人，誤行來京染疾者，正復不少。朕心深為憫側。嗣后如本身未能確知出痘之王公臺吉等，俱不必來京……”在補任官職時，未出痘者，暫不得升用。除在官員中注意傳染外，清統治者也比較注意染痘軍士的調治護理。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傳諭陳宏謀及沿途督撫等，“如兵丁中出痘者，俱留于各該處上緊調治。俟其痊愈時，資送來京，交與兵部送回。其現在業經護送前進者，亦即一體留養，毋令力疾行走。如有因疾身故者，亦加恩料理遺骸，令歸故土，以副朕體恤士卒至意”。

我國的人痘接種法在17世紀時，不僅風行國內，而且也傳入歐洲，引起了世界各國的注意和研究。英國人愛德華?琴納（Edward Jenner）于1796年發明的牛痘接種法，于嘉慶十年（1805年）經由葡萄牙商人傳入我國，當時廣州“十三行”商人鄭崇謙等首先設局布種牛痘。不久，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也相繼設立牛痘局。以后，牛痘接種法便漸漸地取代了人痘接種法。由于清政府比較重視天花的預防，并積極推行人痘接種和牛痘接種法，使天花傳染在清代基本上得到了控制，并且天花的診療水平也大幅度提高，為廣大民眾帶去了福音。

本文選自我社出版的《疫病史鑒》，2020年新冠病毒肺炎暴發，有不少讀者再次咨詢此書，意欲購買，其中不乏中醫藥領域的專家。為此我社鄭蓉副總編積極聯系《中國疫病史鑒》的主要執筆者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前負責人梁峻研究員，經過調研與討論，我們認為原書再版不如重編，更有針對性。鑒于這種考慮，該書增寫了“新冠病毒肺炎”一節以彰顯現實意義。同時增加了萊姆病、黑熱病、登革熱、血吸蟲病、中東呼吸綜合征等相關內容，以期提供更豐富的疫病資料，并對個別篇目適當修訂增刪。同時增加“防疫史籍”，提供原始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