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藥學史研究之現狀

與內外兼修、極具活力的中國醫療史相比，藥學史在中國醫藥史中仍處于邊緣化地位，研究也呈不均衡態勢。受其影響，漢唐藥學史的相關研究也難以匹配其在中國古代藥學史乃至醫療史中的重要地位。

根據曾在中國東北生活長達34年的已故日本學者岡西為人（1898—1973）對中國本草歷史的分期，漢唐藥學史恰處于創始到隆盛期這一階段。漢唐藥學史對中國古代藥學史乃至醫療史而言尤為重要。對這段時期的藥學史進行梳理，回顧自20世紀以來漢唐藥學史的研究歷程，總結其中的內在規律，并分析探討進入21世紀后藥學史研究面臨的現狀與機遇，便成為中國古代藥學史研究的題中之義。

出土漢唐藥物文獻的解讀

一些文物、文獻、醫藥簡等陸續出土，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世文獻不足的局面，為學者開展相關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物質資料支撐。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考古工作陸續發掘出大批醫藥文物，醫學類文物的大量出土使得醫學考古成為可能，而大量的藥物或藥物相關遺跡相繼現世，為開展本草考古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出土的漢唐時期醫藥文獻也不斷被輯錄出來，其中以西域敦煌文獻為多，是絲綢之路醫藥研究的主要材料。這其中也有不少醫學文書，學界出版了一系列專著書籍，對其進行輯校、釋讀，也是敦煌學科技類研究的重要方面。學者們也總結敦煌古醫方的研究現狀，管窺西域方藥的真貌，梳理新疆出土文獻研究的成果。

隨著古代藥方、醫藥簡等出土材料的不斷涌現，進入21世紀以后，學者們也逐步開始關注隱藏在其背后的社會、文化因素。學者們研究了從日本奈良出土的唐代西州古代藥方，認為該藥方的出土為唐朝同日本在醫學上的交流提供了新的佐證；考察了樓蘭遺址出土的“蛇床子散”紙文書殘片，釋讀出中醫由中原向西域的傳播路徑；考證了湖南張家界古人堤出土的一片藥方木牘，推測該方為源自西域烏孫王城赤穀的醫方。同時，一些學者對《敦煌漢簡》與《居延漢簡》中的藥物制度進行探究，指出西北敦煌、居延邊塞屯戍隊伍中有一整套藥物管理制度；從西北漢簡關于“市藥”的記載中，發現漢代西北邊塞存在前往河西及中原購買藥物的活動。

漢唐藥學史研究趨向廣深

中華醫藥文化因其兼容并包而博大精深，從古至今都不斷地吸收外來知識，也不斷地被傳播至異域。這方面的研究頗多，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就有不少專著專門勾勒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如馬伯英、高晞、洪中立的《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中外醫學跨文化傳通》，王孝先的《絲綢之路醫藥學交流研究》，李經緯的《中外醫學交流史》，馮立軍的《古代中國與東南亞中醫藥交流研究》等。

談起漢唐時期中西方文化交流，人們很容易想到絲綢之路，其對中醫藥的國際交流、文化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關于藥物的東西方流通，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有學者撰文考證漢唐輸入我國的外來藥物；新中國成立后亦有學者解析漢魏南北朝從國外傳來的醫藥文化，論述我國從西域引入的藥物，介紹外來藥物在方劑中的應用；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者薛愛華也在其專著中單辟一章來介紹唐朝時中國的外來藥物；20世紀80年代，法國著名的東方學家阿里·瑪扎海里也在其專著中介紹了絲綢之路和中國物質文明的西傳，其中重點考察了一些藥用植物如樟腦、桂皮、姜黃、麝香和大黃的栽培史、用途以及經波斯傳向西方的過程；到了20世紀90年代，國內一些學者也考察了唐代外來藥物對當時社會以及中國藥學發展的促進作用。在這些前賢的基礎上，學者們以藥物、藥方為物質載體，觀察漢唐時期東西方交通、宗教信仰、社會文化和知識體系。

唐代的外來香料特別是乳香、麝香、蘇合香是學者們重點考察的對象，他們也從流通史的角度對唐代的西域藥物、阿拉伯藥材品種、印度長生術與長生藥方面進行了考察。一些學者則將視線前移，詳細考察了漢唐時期波斯傳入中國的藥物和于闐地區的對外醫藥交流。選取一種藥物或藥方來管窺東西方物質文化交流形態，漸趨成為學界考察的常態，底也迦、烏賊魚骨、郁金、附子、含生草、昆布、阿魏等藥材也成為學者觀察當時東西方交流的重要物質載體。

學者們也從藥物或藥方的角度來探討宗教醫學成就、發展水平及其影響。此外，與藥有關的研究還涉及藥商、藥店、藥材市場、道地藥材產區、藥物管理制度、藥物栽培等方面。進入21世紀以后，學者們開始利用詩文資料對藥物進行研究，并探究藥與中國文化之間的關系。

對藥學史研究的深化思考

回顧學術界對漢唐藥學史的研究成果，發現其中的薄弱環節，有助于推進藥學史的研究工作，實現醫療史的藥物轉向，進而成為管窺中國古代物質文化結構變化的重要載體。

首先，史料尚存在挖掘和解讀的巨大空間。以現有研究來看，目前漢唐藥學史研究所利用的史料還多為醫書、方書以及本草文獻等醫藥文獻。出土文獻中，敦煌西域文獻因絲綢之路醫藥研究而使用的較多，簡帛史料則較少使用。

其次，研究領域不均衡。雖有總體的研究，但缺乏各朝代靈活的跳躍，時間感模糊；有各朝代的研究，但缺乏前后呼應、相互銜接。

再者，藥物的從屬地位還未從根本上得到改變。許多研究多是由病看藥或由醫看藥，以此來證明醫者的診斷水平，藥物作為醫學附翼的地位沒有改觀。

針對上述問題，筆者結合當前醫療史的研究趨勢，談一些淺顯看法。

首先，可以擴展史料來源?？蓪h唐藥物的史料來源大體分為5方面，即傳世史料（正史、方志、墓志銘、畫像石、大型類書）、本草文獻、簡帛史料、敦煌西域文書和域外古典文獻，統而考察、分而耙梳，進而對這些文獻從流通史、社會生活史、宗教信仰、知識架構等方面詳加考辨，從歷史源流來研討藥物學理論的發生發展，加深對古代藥物文獻的解讀。

其次，引入史學研究新范式。目前，漢唐藥物學史領域的研究多從文獻輯錄、釋讀的視角對該時的藥物、本草著作進行文獻考證，還缺乏多元視域下對漢唐藥物、本草文獻進行產生、流變等方面的考察。近幾年，一些學者提出了一系列研究范式，如從社會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科學史、生態史、心理史以及知識社會史的視角展開研究。對于包括漢唐藥學史在內的中國古代藥學史的研究來說，上述范式應是可資借鑒的研究路徑。此外，善于采用“底層視角”和注意文化結構的人類學和社會學，亦可成為藥學史討論文化結構性問題的借鑒。

第三，彰顯藥物在醫療史研究中的地位。歐美以及中國臺灣學者已開始通過藥物流通的全球史，來思考中國醫療史的研究成果及未來可能的發展。國際上史學以藥物為中心的研究取向，多著眼于藥物、藥方以及用藥知識對于既有知識體系的沖擊與重塑，這本身就超越了傳統意義上貿易史與文化交流史的框架，為學界研究自然知識全球化進程提供了借鑒。

新資料的進一步擴展、新范式的不斷引入、藥物在醫療史研究中的地位不斷彰顯，其目的都是在藥學史領域尋求內史與外史的均衡態勢，最終通過內引外聯，實現內外兼修，這無論對于史學還是藥學來說，都將具有重要意義。

（來源：中國中醫藥報）